年龄渐长，我慢慢发现在生活中接触到的不少女性朋友都有过（被诊断为）抑郁（症）的经历，并且症状大多出现在生产以后，也就是说，她们的情绪问题都跟生孩子这件事有关系。直到现在，每每跟有孩子的新朋友聊天，受我的直觉驱使，当了解到她们的精神健康状况时，几乎一问一个准，全都有过抑郁体验。直接触发我写这篇文章的，是今天跟一位十几年前认识、但最近才重新联系上的朋友见面，因为情感上的熟悉，她非常坦诚地告诉我自己在生育两个孩子期间的患病经历，并说即使是几年以后的现在，她也仍希望能继续得到有质量的咨询和诊疗。 其实最初促使我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的，是九月初的那起变成了社会新闻的高校离婚事件。那阵子“道德义愤”的网友们纷纷迅速站队，用一些看似具有女权色彩但实际上又非常无力的流行语汇谴责“渣男”、并滔滔不绝地“指点”着事件中的女性应当如何如何。我却在这些纷繁的话语背后发现，当网友们发泄着所谓的不满，也无非是对这起事件进行茶余饭后的消费，对当事人的处境不但不能感同身受，也在看待这件事本身时，天然而不觉察地漏掉了很多盲点。虽然我并不认同事件中的妻子诉诸于单位和媒体——而不是法律——的做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位女性都是这一事件中的弱者，而且妻子因为种种社会、经济、家庭关系的牵扯，是这里面最弱势的一方。不过我在这件事里看到的既不是财产处理的不公，也不完全是婚内出轨的不道德，引起我注意的，是事件中妻子的（产后）抑郁，以及引发这一心境障碍的机制。昨天又在天涯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产后抑郁症有多可怕，其中好多回复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生育过程可能对女性造成的精神伤害的不理解——尤其是考虑到天涯论坛上女性众多，很多回复者本人也是女人，只不过未必到了生育阶段——让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自己的所知所见写出来。 在精神分析诞生前后的十九世纪的欧洲，一些贵族年轻女性患上了歇斯底里症（癔病）——神经症的一种。目前已经有研究者将她们的症状与女性所处的社会历史地位联系起来，认为身体的不调和、甚至瘫痪象征了她们在精神层面受到的禁锢与压抑。这个过程首先是，权威医生的“话语”塑造了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然后，病人无意识地“选择”能够被自己的时代所识别的症状，因为需要被外界识别的事实上是精神上的痛苦，而并不是症状本身。并且由于患病者所需要的只是被识别，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症状需要治疗，因此，缺乏publicity的症状会渐渐在典型的“症状库”里消失，正由于此，也只有在癔病被普遍认为是表达了内心的痛苦之后，它才开始大规模流行。（参考Crazy Like Us一书第一章） 那么在产后抑郁症的表面之下，是否也有类似于癔病的那一重内心痛苦的扭曲表达呢？尽管我没有来自这方面的实证数据，但从不断见诸媒体的关于产后抑郁的报道，确乎可以感受到这一病症在这几年来的多发趋势，而如果我们承认它已是一个威胁新妈妈身心健康的多发疾病（根据美国心理协会的数字，每七位新妈妈里就有一位受产后抑郁症的困扰；我猜测中国的数据不一定比这个乐观），那么除了病理学原因之外，它一定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原因。 在我看来，主要的社会层面的原因有三个：独生子女制度，50/55岁（提前）退休制度，以及公立托儿机构的消失。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独生子女制度对于重男轻女的传统的确有所遏制，但也促使人们过分重视自己唯一的孩子，对孩子的“过度投资”早已成为常态，尤其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那一批人，从他们开始，独生子女又再生育独生子女（目前城市二胎还不普遍，故不纳入讨论范围，而且单论产后抑郁症的话，初产妇比经产妇高发）。对孩子的重视也前推至对产妇过分“关照”，然而孩子出生之后，家人的注意力难以避免地会转移一大部分给新生儿，产妇则处于一种落差之中，在某些平时有矛盾的家庭中，这一落差则会加强。我每次回国在自家居住的小区里都能见到被“过分照顾”的孕妇，比如被全家人围绕着在小区里散步，步子都不敢让迈大了，虽然是孕妇，但看上去更像应该坐轮椅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孕妇的肚子里是一个生命，它却好像是一个有形的资本，对孕妇的关照，也很像是对物的保养。我觉得这也是对女性不够尊重的体现。我们社会对孕妇的关爱，应该表现在尊重她们的意愿和选择，而不是在生理和智力上限制和矮化她们。这种众星拱月般的“关爱”，除了向人们暗示或明示女性在这一阶段的生理弱势，也通过“一孕傻三年”、“坐月子”等流传很广的说法来束缚女性的创造力。我虽然老批判美国，可也十分羡慕那些身体强健的美国妇女（除了我见过的那些，至少怀孕书上也是说，孕期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只要自觉身体允许），认为她们值得学习，也认为应该学习为她们创造了这种健康氛围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另外，现行的退休制度，以及更早之前的下岗潮，使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们过早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失掉了工作这一寄托之后，人必然要用其他的精神寄托来打发余下的漫长岁月。于是当孩子毕业就业后，他们“顺理成章”地催促着孩子成家生子，然后再“自然而然”地把孙子孙女当做新的人生寄托。独生子女制度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严重，是因为唯一的孩子、唯一的孙子成为了唯一的寄托。在我看来，作为子女，这完全是一个“人生中不可承受之重”，却又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来彼此分担。另一个与独生子女制度相关的原因是，一个孩子似乎没法满足一部分人做父母的天性，他们会以义不容辞的姿态从自己的独生子女那里接手孙辈的教养任务，表面上看解除了子女的生活压力，实际上也把子女做父母的权利和快乐“剥夺”了很大一部分。当然，子女也许很懵懂，并不能体会到这后面一层意思，但是，理智上不能体会到并不等于情感上接收不到，而正是这被“剥夺”的权利和快乐为产后抑郁埋下了地雷。 公立托儿所的消失也将养育孙辈生命最初几年的任务推给了老人。记得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产假是56天，重返工作以后，如果你是在一个国营大厂之类的单位，单位里就有托儿所，可以接收这么小的婴儿。现在呢，国营大厂都快踪影难觅了，托儿所、附属中小学这种机构更是早就没有了。然而幼儿园一般从三岁才开始接收幼儿入园，假如孩子的父母都要上班（而这是我们社会的常规，反之，若有女性选择当家庭主妇，则需要面对更多的家庭内部压力和社会的眼光），孩子三岁前的托管交给谁呢？一部分私立幼儿园有给两岁甚至更小孩子的班级，但高昂的收费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现实既然如此，所以不管在我们的父母辈看来，还是在我们这一代中的不少人眼中，管教幼儿的责任好像理所当然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应负的。 这个现象当然不是像它看起来那么“理所当然”。事实上，这种隔代教养不仅是产后抑郁的重要诱因之一，它还造成了一种不稳定、不正常的家庭结构，为之后的家庭生活预设了很多障碍。比如说，它会影响孙辈的依恋关系的形成，在婆媳关系紧张的家庭里，还会带来更多的人际烦恼，甚至促发夫妻关系不和、导致离婚。所以说乍一看，隔代教养也好、家庭主妇也好，这都属于个人选择的范畴，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是社会不断地将责任转嫁给家庭，家庭再把它们转给生产孩子的母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一样都是“输家”，是压力的承受者。） 不过，老人帮助带孩子跟产后抑郁最根本的相关性到底在哪里呢？要是全面地去概括，大概需要另写一篇长文，这里只简要地说说我的看法。上面已经提及，隔代教养表面上是在社会条件限制下实现的双赢，但其实两方都有可能伤痕累累。三代人居住在一起或小孩子离开父母跟着祖父辈生活，这本身就不符合现代社会“核心家庭”的结构构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的父母辈往往取代了年轻的父母，“反客为主”地成为小家庭的支配力量，甚至核心。因如何养育孩子而发生矛盾也是比较表面的现象，如果深入地看，这里面有年轻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由意志”能否实施的问题。与长辈共处一室或在经济、想法等方面不得不受到他们的干扰或牵制，对年轻母亲的自由意志是个很大的损害，在我国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年轻妈妈不能够实现对自己孩子的喂养想法，再加上各方面的矛盾积累，负面的情绪所找到的出口就表现为身心的抑郁状态。我早些时候在知乎的一篇答案，就涉及了这个问题，而那位提问者的问题则可以作为例证。 社会支持的减少、家庭成分变化带来的结构性紧张、心理知识的不普及，这些原因不可避免地把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女性逼到了极其压抑的悬崖边上，使她们当中对外部压力敏感的那些人再也承受不了而发生身心状态的崩溃，形成抑郁症。产后抑郁的肇因里，波动的荷尔蒙水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不得到及时治疗，发生变化的就不仅仅是与生育相关的荷尔蒙，很有可能影响到大脑神经递质的分泌与功用，那时就不再是短期的抑郁发作，将会造成长期的慢性心境障碍。跟对其他类型的抑郁患者一样，对产后抑郁的女性，问题不在于，或者不仅仅在于，需要调节情绪。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外部因素发挥的影响显然要大很多。 具体到前面提及的上个月发生的那则社会新闻，我看到了（产后）抑郁症对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个人生活的巨大负面影响（据我一鳞半爪的印象，那位妻子好像是产前即有抑郁症，但我记不清了，也不作讨论重点。隐约记得说是妻子跟婆婆为了如何给孩子喂饭而起争执，在好多看客眼里根本不值得，然而有过孩子的人都会知道争执因何能起）。但不论当事人还是网络上的众多“围观”群众，都把重点放在了财产和家庭经济的方面。如果我们承认“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我们就应当明白维护心理健康、尤其是维护“母亲”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最近两年来，几乎每隔一两个月，我就会在媒体或社交媒介上读到产后抑郁导致的悲剧，我相信正在发生着的悲剧比我所能读到的要多得多。我逐渐开始认为，产后抑郁女性数目的增加，是整个中青年女性群体在发出呼救的信号，为了让整个社会意识到她们所承受的叠加在生育的肉体疼痛之上的心灵痛苦。有一些年轻的母亲从高楼上跳了下来，还有更多的一些，在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而忍受着心灵的“绝境”，一天天地在精神的“沉落”中煎熬。 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唤起读到它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思考。